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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标题:曹泽毅 | 关于生命,一分钟都不能耽误

原载《生命时报》曹泽毅口述 | 李迪执笔

1973年,正值文革后期。

一天,我的门诊来了一对夫妻,他们坎坷的经历让我非常同情。此后,我与他们发生了一段惊心动魄的故事,如今看来如同电影一般,紧张、戏剧化,又夹杂命运的捉弄和人间的真情。过去几十年,这个故事一直是我守口如瓶的“秘密”,直到今时今日,所有“疙瘩”都已解开,我才能如释重负地讲给大家。

文革期间社会动荡,发生了很多不可思议的悲剧。这夫妻两人都是知识分子,在成都一家工厂做工程师。他们本来有一个男孩,但长到五六岁时,却因厂里一次意外事故去世了。夫妻悲痛欲绝,尤其是妻子,精神濒临崩溃,几乎到了发疯的边缘,家人劝了很久,才慢慢好转一点。

近40岁时,妻子好不容易再次怀孕,全家担心出什么差错,都很紧张,于是来医院找我就诊。了解情况后,我很小心,每次她来产检都要格外关照和嘱咐,就这样好不容易等到了妊娠近八个月。为稳妥起见,我安排产妇提前住院,每天早上交班时都和医生护士强调:“她的情况比较特殊,大家一定要加倍注意!哪怕有一点动静,马上做剖腹产,不能冒任何风险。”

孕妇已妊娠38周。一天早上,我刚开始做一台宫颈癌手术,小大夫就急匆匆地跑来说,那位产妇羊水突然破了。我判断:这是一个不好的征兆!但眼前这台手术正在进行,自己无法抽身,便立刻安排了一位高年资、经验丰富的主治医生给产妇做剖腹产。当时,华西医院妇产科只有三间手术室,恰巧那天都在使用。我立即让医生抓紧做完,以便马上安排做下一台。“这个孩子很宝贵!赶快!一分钟都不能耽误!”我向大夫们喊道。

产妇被推进我隔壁的手术室。我在这边做手术,心里也记挂着那边,不知进展到了哪一步,情况怎样了。同时,我也不断劝慰自己:剖腹产只是一个小手术,不会出问题的。过了一会儿,一位大夫跑了过来,眉头紧锁,颤颤巍巍地说:“曹大夫,孩子取出来了,可情况不太好,没有呼吸……”“这可怎么得了!”我立即暂停手术,跑到隔壁。只见桌上一个孩子浑身苍白,两手松弛地耷拉下来,我抢救许久还是没有反应。这可是一个八斤重的男胎啊!那一刻,所有医务人员都傻眼了,那位主治医生急得不知所措,我让她赶快把产妇手术伤口处理好。

由于打的是腰麻,手术台上的产妇是清醒的,她不断地问:“大夫,孩子怎么样?让我看看!”我勉强应答:“孩子有点问题,但不要紧,处理一下再给你看,你先休息。”我失落地走到手术室外,向翘首以盼的丈夫说明实情后,眼见着这位中年男人瞬间瘫倒在地,大哭起来,我也心灰意冷。丈夫哭完,冷静地说:“大夫,这件事千万别让我爱人知道,她一定受不了这样的打击,会疯掉的。”我答应了他,交代了一下后续的事,便赶回去继续做手术了。

产妇被送回病房后,丈夫又找到我,紧张地问:“大人不会有事吧?”我说,剖腹产我们做得很多,不会出问题的。可到了下午五六点,产妇觉得腹部疼痛,晚上七八点钟症状加剧,且血压降低。我赶紧派人去血库取血,那里距手术室两站地远,步行来回要半小时。输血后,产妇血压慢慢恢复,可没过一个钟头,又出现下降趋势。晚上九十点钟,下起了大雨,电闪雷鸣,狂风呼啸,患者血压又下来了。我让人再去取血,可血还没来,血压已跌到60/40毫米汞柱。我判断,肚子里一定有问题,再不采取措施就来不及了。紧急情况下,我决定不再等了,再次开腹!

打开刀口一看,右侧子宫旁有个很大的血肿,再一细看,原因让人瞠目结舌——做剖腹产的大夫把孩子取出后发现已经没了呼吸,难免心慌意乱,于是在缝伤口时不小心把静脉血管挂上了,导致静脉出现一个大的血肿。我将血肿打开,鲜血滚滚涌出,我只能用手捏住血管边缘,很快地用钳子夹住出血点。

正在这时,麻醉医生喊道:“曹大夫,患者不行了,瞳孔开始散大!”上午手术的医生听见后轰然倒地,晕了过去。血还没拿回来,情况又如此紧急,若不马上采取措施,产妇会立即死在手术台上。我没有思考,马上跳下手术台,伸出胳膊向麻醉师喊道:“抽我的血!我是O型血,先抽300毫升,马上输给患者!”因为时间紧迫,抽血和输血同时进行,我的血刚抽满一管,就马上输给患者,到了第五管时,患者慢慢睁开眼睛,有了一些意识。此时,取血的人回来了,接着输上,血也止住了。我把晕倒的大夫叫了起来,让其做我助手继续完成手术。

产妇稍好之后,第一句话就是:“我的孩子怎么样了?”我回答:“等你好一点了,再给你看。”送产妇回病房后,我长吁了一口气,虽然她的生命暂且保住了,但如果得知孩子没了,还是不行,这可如何是好啊?

第二天一大早,我和护士长开始给成都所有妇产医院和妇产科打电话,询问有没有这两天生下后父母不要的孩子,还必须得是男孩,因为孩子拿出来后,医生顺嘴说了句“好胖的男孩”,产妇就记住了。在那个年代,很多孩子生下来后被父母遗弃。很快,一家医院就给找到一个,由于家里太穷,实在养不起了,父亲就想把孩子送出去,孩子的出生时间非常吻合。

我和护士长来到这家医院门口,工作人员说,那家人就住在大桥底下。我们走到桥下,看到一个破烂不堪的小帐篷,里面杂乱不堪,男人唉声叹气,身边围着三个孩子,女人抱着小婴儿坐在床上。我问:“听说你们昨天生的孩子不想要了?如果不要的话,我给他找个好人家,一定比跟你们过得好。”男人听了,一下子兴奋起来,女人则紧紧抱住孩子,很舍不得。这就是天然的母性啊!我向他们讲述产妇的故事后,夫妻俩非常动容,把新生儿放心地交给了我。

孩子抱回来后,我们给他洗了澡,换上新衣服后才抱给产妇,说:“孩子好多了,你看看。”产妇高兴得合不拢嘴,直说:“孩子长得真像她爸”。我站在一旁,既欣慰又心酸,不确定自己这么做到底对不对。走出病房,产妇丈夫低声对我说:“曹大夫,我们太感谢你了,但请你为我们家保密,我希望她一辈子都不知道真相。”

出院后不久,他们一家为了远离痛苦的记忆,离开了成都,回到了老家,此后再无音讯。这个秘密一直被我们这些亲历者小心翼翼地藏在心底,从未再提,毕竟它和我们医生的失误有关,尽管不是我自己。

直到前几年,当年这位产妇再次联系到我,感谢我对他们家的帮助时,我才得知:那个本来生于穷苦之家的男婴,在新的家庭中得到了无微不至的爱,上了大学,还出国深造了,如今过得非常幸福。而那位产妇,在抚养孩子的过程中,彻底走出了此前的丧子之痛,哪怕年老后从丈夫那里得知了事情的真相,仍能坦然面对命运的玩笑,不再撕心裂肺地怨天尤人。

40多年过去了,压在我心里的这块“石头”终于被粉碎成灰,被岁月轻轻地吹散。当年的我想尽办法治愈这位产妇,保住她的家庭,最终还是时间抚平了一家人的伤口。世界在变,而对医者而言,行医的初心不该变——一切决策以病人利益最大化为优先,哪怕危急关头牺牲一下自己。六十余年来,我一直以此为指导思想,不曾变过。

附:《生命时报》纸媒报道页面

该文纸媒页面系《生命时报》提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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